“老实做人,做个好人,就像祖父那样”——陶家齐烈士家族的情怀

摘要: 家人之间传承的,不光是血脉,还有家族的故事,延续而来的家风,甚至,只有一家人才能理解的某些规矩。这些隐秘的言语,过去只在家族成员之间口耳相传,如今也想传递给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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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陶云口述、 昂俞暄整理)

摘要

家人之间传承的,不光是血脉,还有家族的故事,延续而来的家风,甚至,只有一家人才能理解的某些规矩。这些隐秘的言语,过去只在家族成员之间口耳相传,如今也想传递给更多人……


1890年3月2日,我的祖父陶家齐出生在南京江宁县湖熟镇一个富庶商人家庭,曾祖经营过雷允上大药房。祖父幼读私塾,成年后做过学徒,在雷允上学习滴丸制药;他也当过兵,辛亥革命爆发后,加入徐绍桢的第九镇军,参与反清革命;还做过生意,在上海经商。


祖父字寄尘,生于世上,原如尘土,平凡甚至微不足道,却要投以这世间最大的热忱。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向上海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攻击。当时,年逾不惑的祖父毅然选择放弃原来的生计,离开自己上有老、下有小的“小家”,只身一人、义无反顾地投入抗日战斗,成为蔡廷锴、蒋光鼐率领下的十九路军中的一员。


"一·二八"抗战时期十九路军在天通庵路奋勇抗敌


因为祖父有文化根基,人也干练,他被安排做战地宣传鼓动及文字工作。在一次战斗中,日军的炮弹在近处爆炸,他的耳朵被震聋致残,从此再也听不见声音了。不过,祖父虽然耳聋,却能根据别人的口型,准确无误地“听”出声音来。后来人们就叫他“陶聋子”,久而久之,本名“陶家齐”反而被大家遗忘了。




“未来的希望,

可能就寄托在这支部队身上”


淞沪抗战结束后,他回到家乡江宁,在湖熟燕丹乡政府做文书,其间加入国民党。后来继任代理乡长,成为湖熟地区有名的士绅。


1937年“七七”事变后紧接着爆发的“八一三”淞沪会战,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1937年12月2日,江阴要塞失守,日军侵占江阴,一路大开杀戒,目标直指南京。在江宁居住的祖父眼睁睁看着国破家危、生灵涂炭,寝食难安,在日记中怒斥日军的暴虐行径,痛骂汉奸的奴颜婢膝。


1938年,当日军从淞沪战场西进江宁之际,竟有溃败的国民党军队在国难当头时火烧商家、抢掠财物,使得他对自己原本加入的国民党失去了信心。为了在乱世中生存自卫,祖父不得不拜了南京安清帮头目“大”字班宋汉文为“老头子”。尽管这为他日后的工作提供了不少方便,但终究是权宜之计,也不是他心中认为的归宿。


江宁湖熟


1938年夏天,日军在离湖熟不远的淳化、索墅等地设立据点,日伪汉奸相继建立维持会、绥靖队。这些日伪组织妄图拉拢祖父入伙,但他宁可靠变卖家具、字画维持生计,也不愿同流合污。


当年秋,新四军第一支队进入江宁地区后,听闻湖熟陶家齐是主张抗日的爱国士绅后,立即派人登门拜访,与他推心置腹地交谈,动员他出面协助新四军抗日工作。虽然听力残疾,但祖父慧眼择路,心中敞亮,答应了来人的恳求。


其实,他倾向共产党的选择,早已有了端倪。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传来时,已近五旬的他就按捺不住满怀激动,在日记中写道:“未来的希望,可能就寄托在这支部队身上。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就这样,祖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还叫回了当时在上海做学徒才15岁的大儿子陶和庆,侄子潘泽松也被动员起来,共同投身抗日。他先在湖熟地区组织了一个秘密工作团,召集严必昌、戴如高、陈德显等一批爱国青年,为新四军探送情报、运输物资,动员群众配合新四军对日伪作战,惩处汉奸卖国贼。




方板凳的隐蔽夹层


在开展情报工作的过程中,祖父虽然听不见,却发挥安清帮耳目众多、消息灵通的特点,将湖熟地区日伪的一举一动悉数掌握,通报给新四军,甚至把策反工作做到了日伪内部。梁台日军据点侦缉队长蔡忠宏,就是祖父利用帮会关系把他争取了过来,使其为新四军提供情报,祖父也被特别任命为湖熟地区情报站主任。


陶家齐、陶苏兰合影


祖父的峥嵘岁月,对我而言,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来自祖母陶苏兰的讲述:在 “情报站”——我祖父母的家中,有一张特殊的方板凳,它是靠榫头连接起来的,做功精细考究,四边有牙板做装饰。这种牙板连接着板凳面和板凳的四条腿,看上去似乎只起到装饰的作用,但这把情报站的板凳上,牙板的真正作用是存放文件、情报,实际上是一个隐蔽的夹层。所有来陶家提供情报的人员,不管祖父是否在家,都会心照不宣地在方凳上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再走,其中的奥妙自不必言说。


1940年初夏,新四军在江宁地区打了一场著名的赤山战斗,此役的胜利,祖父功不可没,正是他及时送到的情报,帮助新四军第二支队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1942年6月,祖父被任命为江宁县抗日民主政府赤山区区长,从此开始以公开的身份开展抗日活动。在他的引领下,赤山一带的抗日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然而这也使得湖熟的日伪军将他视为眼中钉,时时想找机会除之而后快。


赤山


1943年9月4日,因汉奸告密,祖父不幸被捕;同年12月12日,他在湖熟城岗头上惨遭日军杀害。“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祖父被捕后,备受折磨,但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将自己的热血,奉献给了这块生养他的土地,他的这份炽热,也成为传递给后代的血脉基因,一代又一代地影响着我们陶家的后人……




“出卖别人,不就是害了你们爷爷吗?”


我的祖母陶苏兰是南京一户苏姓小康之家的长女,在那个年代她虽未受过正式的教育,但在家庭氛围和传统文化熏陶之下,成长为一位宽厚慈爱、个性坚强的女性。裹着小脚的她,做事很有主见,年轻时就主管打理苏家的大小事务。后来经双方父母友人介绍,结识了祖父。婚约确定后,按旧式习俗举办了婚礼。虽是媒妁之言,但他们一见如故,从此携手共度风雨飘摇的岁月。


在那个年代,家国变故是常态,在得知祖父思想激进,与恶势力针锋相对之后,她还是很有主张地嫁到了陶家,并在原名前加上夫姓——陶苏兰,这个新的名字从此伴随她一生。而祖父家中对祖母也很是重视,为迎娶祖母,特意在园子里建造了一栋新楼。


赤山峰火纪念碑


婚后的日子,两人情投意合、恩爱有加,在祖母看来,相夫教子是一个贤妻的本分。尽管当时家中有帮佣,但只要祖父回家,她都一定会亲自下厨为丈夫接风洗尘,而祖父也总会端茶点烟,相陪左右,可谓伉俪情深、温馨甜蜜。婚后两人先后有了一女一儿,也就是我的姑姑陶和凤、我的父亲陶和麟。作为陶家三室,祖母尊长爱幼,操持着家中的所有事务。在祖父投身革命的岁月里,她全心尽力,哪怕变卖家产、耗尽积蓄,也要全力支持祖父的工作。她既为祖父的英勇而骄傲,更深受他忧国忧民情怀的感染,后来也毅然加入其中,成为丈夫抗日救亡活动中的“一份子”。


当时,他们的家就是湖熟地区的情报中心。表面上是给平民百姓问医抓药的地方,实际上是为新四军储备药品的一个固定点,也同时成了当地抗日经费的筹集地、伤病员的治疗休养所。


上世纪70年代,

陶苏兰(前排中)与儿子陶和麟(前排右)一家合影,

后排右为本文口述者陶云


由于祖父的特殊身份,祖母曾两度被日寇抓捕到日本宪兵队。对方挥舞着手中的枪威胁,要把她枪毙杀头,逼她说出抗日人士的姓名和活动地点。可他们哪里知道,看似柔弱的祖母,有着坚贞不屈的个性,她是不可能也绝不会向敌人出卖自己的同胞!后来祖父通过多种关系,终于将祖母营救出来。回忆往事,她总是对我们这些晚辈感叹:“你爷爷做的事一定是对的,抗日是全中国人的事,中国人不能出卖中国人,害了别人(指革命人士),不就是害了你们的爷爷吗?” 


祖父为国捐躯后,祖母将我父亲托付给爱国人士送到上海做学徒,这既让儿子挑起养家糊口的担子,同时也去继承丈夫未了的事业。她自己节衣缩食,精心照顾家人,成为整个家族的主心骨和定海针。




祖母最后的心愿


每当回忆起我幼年时代与祖母生活的经历,脑海中总会浮现这样几件东西: 


新四军情报站的家里有一条德国产的大红色羊毛毯和一块织锦红色被面,它们都是祖母结婚时的陪嫁。在抗日工作期间,这条红毛毯和红被面伴随祖父左右,带给人的不仅是温暖,更是妻子的关怀。它们现在作为烈士遗物,由我的父亲陶和麟捐献给了南京雨花台纪念馆。


一张珍贵的合影,那是祖父母的合影。这张照片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我祖父存留的唯一影像。为了提供相关史料,这张照片也被撕下,无私地捐出。


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


关于那条红毛毯和红被面,父亲还作过一首《双红颂》,表达自己对父亲的敬重与爱戴:

红被面与红毛毯,

父亲带着去抗战,

淞沪战斗多残酷,

耳被震聋不下岗。


父亲双红向儿传,

46来到上海滩,

专心学艺学好样,

组织决定吸收党。


红被面与红毛毯,

珍为遗物应宝藏,

今朝敬献雨花馆,

能让遗物放光芒!

新中国成立后,祖父母曾共同生活过并作为情报站的庭园式宅子,因为国家建立油米加工厂生产基地的需要而被征用。尽管心中百般依恋和不舍,但深明大义的祖母顾及大局,主动配合当地政府,搬入了由国家置换的条件略差的房屋里居住。


平日的生活,她粗茶淡饭、起居简朴,整日为着家庭和子女、孙辈而里里外外地忙碌,很少看到她为自己置办过什么物件、烹制过什么美味。印象中,她唯一的“奢侈”,便是每天睡前,从米缸里倒出一小把糯米,用水浸泡,第二天起身,将糯米熬煮成米汤后喝下。糯米水清汤寡淡,食之无味,对她来说,却已经是最好的营养品了。


临终前,祖母最后的心愿就是要我父亲把自家住宅捐献给国家,希望这座老宅,有朝一日能够改建成祖父陶家齐的纪念馆。对这位脚小胸怀大的女人而言,国家颁发给她的烈士证书就是自己生活的精神支点,在祖父牺牲后的近五十年里,她从未以一位烈士遗孀的身份向党组织和政府提过任何要求,直至1992年3月去世。




“老实做人,做个好人,

就像你们的祖父一样”


祖父就义时,我的父亲陶和麟不过13岁。他与自己的父亲聚少离多,但祖父却影响了他的一生。


常年在外奔波的祖父,只要能抽出时间,便尽可能多地回到家中,陪伴自己的妻子和一双儿女,对于我的父亲,他更是寄托了格外的期许。祖宅庭院中铺设有几块青石方砖,祖父常带着父亲来到这里,从旁边井中取一桶清水,命父亲用毛笔蘸上清水,以水为墨,以青石方砖为纸,书写宋儒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名篇,勉励他勤勉刻苦、志存高远。幼年时方砖习字的往事,对父亲而言,也铭刻下了一生难忘的印记。


1947年初,父亲由祖母托付给的朋友,到了上海正威药房做学徒。他为人正直,做事踏实,每月都按时将薪水寄给母亲补贴家用,自己则生活得十分简朴。当时职业界系统都有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缜密观察和考验,组织认为他是可以发展的积极分子。于是,18岁那年,父亲在党旗下秘密宣誓,成为上海医药界中共地下党的一员。



陶和麟(右)向雨花台捐献父亲遗物


解放前夕的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他不顾个人安危,为共产党传送情报,就像周而复的小说《上海的早晨》中所描写的上海医药界中共地下党活动的情形一样。他始终把祖父作为自己的榜样,也时常和我们这些儿女们说起:“要老实做人,做个好人,扎实做事,爱家爱国不计得失,就像你们的祖父一样。” 


1949年5月,上海迎来解放。正当青春年华的父亲豪情满怀,似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先后在上海共青团黄浦区委、黄浦区第四门诊部、黄浦区委贵州中学工作组等多个岗位工作。由于长期劳累,他在30岁时就患上了严重的肾炎,以致后来一度病休在家。


“文革”后他复出担任黄浦区精神卫生防治站负责人,面对专业医疗人员的严重不足,他通过各种途径引进人才,大力推动医院向正规化、专业化发展。当时重症精神病人住院难问题突出,医院的承担能力有限,他带领一班人开展调研,向内挖潜力,增加床位多达30%。为对外求拓展,他牵头与嘉定开办联合病房,当时从市区到嘉定还没有高速公路,一次往返都要几个小时,年轻人都感到疲惫,身体本就不好的父亲却从不喊累。为了确保医院的事业后继有人,他倾力培养、大胆启用新人,把有能力有担当的年轻人提拔到医院的管理岗位,甚至把自己的职位让给学生。


陶家后人参加革命先烈祭扫活动

(接受采访者为陶和麟)


他去世后,昔日的部下——上海第二批援藏干部刘树升深情地回忆:“陶书记在我的脑海里,永远是那么和蔼可亲,说话总是那么轻声细语,始终面带笑容,教育他人和风细雨,影响他人润物无声。套用现在的词汇来说,这就是陶书记的亲和力和人格魅力。”


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我像个小尾巴一样跟着父亲东走西跑,到他工作的医院去,或是跟着去参加当年父亲地下党师兄们的见面会。每逢大年初五,师兄弟们聚餐叙旧,实行AA制,上海话叫“劈硬柴”,多年来雷打不动。在与父亲单位同事和革命前辈们的接触过程中,我也逐渐理解了父亲对事业的执着和鞠躬尽瘁的辛劳,更感受到父辈们真诚深厚的情谊。


生活中的父亲,既是一位孝子也是一位慈父。从踏上工作岗位的第一天起,他就承担起了抚养祖母的责任,直到祖母离世。解放后,祖母和姑姑一起长居南京,姑姑还独自带着一个孩子。父亲每月寄上足够的生活费,以免姑姑的后顾之忧。表哥陶建深情地回忆:我从小失去父亲,与妈妈、外婆相依为命,是舅舅供养着我们老少三代,令我从不曾体味过生活的艰辛,舅舅胜似我的父亲……”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陶苏兰(前左)与女儿陶和凤一家合影


对于自己的小家庭,父亲也时时牵挂在心。他甚至还自学裁缝,买来布料,精心剪裁,为妻子和三个孩子手工制作衣服,也将自己的深情与父爱一针一线地缝入其中。


1989年,父亲离休时,组织上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只字未提自己,只是力荐年轻干部。其实,他的老师兄不少都在重要领导岗位上,但他从无不平之心,更不愿意仰仗自己的特殊身份向人索取。他多次把政府津贴捐献给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希望工程”和需要帮助的人。即使在病重住院期间,他也坚持不让子女们请假陪护,怕耽误我们的工作。每当这些点滴往事涌上心头,我都难免内心激动:父亲是烈士证持证人,每过一段日子,他就会把祖父的烈士证捧在手里,默默地看上良久,好似在与祖父进行无声的对话,倾诉无尽的思念。


陶家齐烈士证




“没有白做烈士的后代”


我和哥哥姐姐都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祖父的形象是在祖母和父亲的讲述中,在每年去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祭奠活动中逐渐变得立体丰满起来的。从小听着祖父的故事长大,我们兄妹几个在父辈的言传身教之下,也以同样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表哥陶建在上海铁路局南京客运段工作,在服务岗位上默默奉献,全身心地为广大旅客服务;哥哥陶坚从小立志投身航天事业,成年后主动放弃了在上海安稳工作的机会,加入航天系统国防科研院所工作。姐姐陶青从医校毕业后一直兢兢业业在医院工作,成为一名受病人好评、同行尊敬的口腔科医生。我自己在机关工作三十余年,从事过纪检和信访工作,祖父为国为民的情怀也一直影响着我的工作理念。我们兄妹几人虽然各自不同职业,但都信奉着一条原则:清清白白做人。“没有白做烈士的后代”,是我们长期以来对自己的期许。


1960年代,陶家齐长子陶和庆(后右)

与次子陶和麟(后左)两家合影


这个期许在我们的子女——陶家第四代的身上得到了延续。陶氏家族代代相承的情怀,从懵懂到清晰,逐渐被他们所理解,也在他们诸多人生的路口,影响着各自的选择。


祖父的重孙女陶凌在获得法兰西艺术家设计师职称后,把为中法两国文化交流沟通搭建桥梁作为自己的使命。现居法国的她走上讲台,希望把汉语文化和美术知识传授给华裔孩子和法国当地的孩子,让他们受到艺术熏陶的同时,感受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魅力。重外孙女池海从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系毕业后,又前往美国深造,取得双硕士学位,在美国多次受邀参加钢琴音乐会。


我的女儿倪立大学法语专业毕业,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她成为了协调局礼宾部接待国家元首和各国领导人的志愿者。如今,她被维也纳、洛杉矶、纽约、圣保罗等地多家知名画廊签约并代理作品,致力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去年的第20届上海艺博会上,她的书法作品亮相,以美国西海岸的滑板为纸,在上面挥洒行云流水的草书,今年她又携作品在美国洛杉矶等地展出。 


陶家第四代:陶凌(中站者)


陶家第四代:池海


陶家第四代:倪立


我们的子女、年轻的一代走出国门,在不同的地方承担着自己扮演的角色所赋予的责任。而今,第五代也正在茁壮成长......不同的年代,各自经历不尽相同,但血脉相通的,是烈士家族的情怀——时至今日,陶家人依然珍藏着那本鲜红的烈士证,它不仅是祖父一生的写照,更是对我们这些陶家后代的鞭策,是整个家族的精神丰碑和宝藏。




杂志编辑:王良镭丨新媒体编辑:周晓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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